迈向跨界融合的“大文学”时代

1925年，菲茨杰拉德的新书《了不起的盖茨比》，为“爵士时代”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弗吉尼亚·伍尔夫出版《达洛维夫人》，以意识流手法拉开世界女性写作的新篇章。这一年，鲁迅唯一一篇爱情题材小说《伤逝》，留下“娜拉走后怎样”的问号；朱自清发表《背影》，影响数代人对父亲的认知……
100年后的2025年，新大众文艺群体卓然壮大，“素人写作”成热点；“大文学观”的提出，直指“纯文学”研究的局限；AI浪潮呼啸而至，文学生产与传播链条被重构……纷繁复杂的文坛现象背后，依然有无数作家应时代之变、拓文章之新。
从未来回望今天，海量作品留下几多犹未可知，但文学同样可以成为历史的刻度与标尺。
发掘独属于“人”的风景
长期以来，文学创作都堪称是独属于人的一方天地，而随着2025年初一众人工智能应用的流行，AI写作及其对人类写作的冲击成为文学界热议的话题。有文学期刊发起人机共创写作比赛，有创作者宣称自己可能是最后一代“手工写作者”，有人用AI生成作品投稿，却署上自己的名字……一时间，AI冲击着我们对文学的固有理解。这带来的不仅是人类写作与AI写作哪个更优，或二者如何协同的问题，更关键的是：我们能否以此为镜鉴，重新划定人类写作的领域，找到那些独属于人类的特质。
回顾2025年的长篇小说创作，在人与AI共舞的时代，依然有大批作家用自己的具身经验与审美探索延续着人文主义传统，为文坛贡献出一批佳作。
“我面对巍峨昆仑山脉，暗自发下一个誓言：如果——如果我能活着回到国泰民安的家乡，我要尝试着拿起笔来，笨拙而深情地写下这里的故事。”作家毕淑敏在《人民日报海外版》发表的《昆仑约定》创作谈中这样写道。年轻时，她曾在昆仑山边防部队服役多年，守卫着祖国的边防线。如今，她用笔写下那些发生在雪域高原，非亲历而无法想象的付出与牺牲。
这提示我们，发自内心的写作冲动、真实而无法替代的个体经验，是好作品诞生的前提。而这正是AI不具备的。作曲有“动机”的说法，它是一首音乐作品中最小、具有鲜明特征和发展潜力的结构单位。写作同样如此。作家刘庆邦将写作中的“动机”称为“种子”，只有找到这粒种子，才能让作品的大树生根发芽。
作家莫言曾在《捍卫长篇小说的尊严》中表示，写长篇小说需要“胸中有大沟壑、大山脉、大气象”。无历史难成其“大”。2025年长篇小说创作中，涌现出一批深具历史纵深感的作品。次仁罗布的《乌思藏风云》展现13世纪中叶，贡噶坚赞克服艰难险阻促成“凉州会谈”，改变西藏历史的壮举，再现古代藏族人民维护统一的集体选择。刘亮程的《长命》构建现实与超现实的双重叙事空间，以证明家族血脉的族谱为引，呈现祖先与后代跨越时空的联结和生命的延绵不息。范小青的《江山故宅》从一座老宅出发，将苏州古建、园林、刺绣、评弹等熔于一炉，在明暗交织的叙述中，串联起百年家族变迁。意大利哲学家克罗齐曾说，“一切历史都不得不是当代史”。文学呈现的历史，无一不是从“今天”出发，去审视我们民族的文化传统，探寻生生不息的文化根脉。
范稳的《青云梯》可以和路内的《山水》对读。前者写铁路、火车，后者写公路、汽车。同为现代化的产物，铁路和公路带来的不仅是生产生活方式的改变，更生成了辽阔的故事空间。《青云梯》中的铁路，承载着国人的志向和抱负，从对云南人民自主修建中国第一条民营铁路的讲述中，我们看到这种独立自强的精神，延伸到当下的高速路网建设和高铁技术创新中。《山水》中的路承宗驾驶着道奇汽车，从抗战烽火一路驶来，汽车关联着主人公家庭的生计，亦在社会震荡中被推上历史的关头。虽名“小说”，其实这“小”是以小见大。
对现实生活中的复杂人性进行深度探查，是长篇小说的使命之一。陈彦的《人间广厦》是作家继《星空与半棵树》后推出的又一部力作。小说以20世纪90年代单位分房为核心事件，让各色人物披挂登场，展现他们在利益面前内心的幽暗与光明。陈彦善于通过日常生活写人的观念冲突和人性的多面，在这部新作中他依旧关注的是个体如何在时代洪流中安身立命的问题。胡学文的《龙凤歌》如年代剧一般，塑造了一位伟大母亲的形象——马秋月。这样的农家妇女，或许我们都曾见过。她在贫寒年代对家庭的托举，是奉献与牺牲的注脚。难能可贵的是，胡学文写出了家庭关系中那种爱与怨交织的百转千回，细腻而真挚。孙慧芬的《紫山》情节并不复杂，故事时间集中在几天之内，空间就是一座农家小屋。三位主人公不同的生活阅历、品性道德和心理特质收束于密室般的叙事时空中，小说直指人性的灰色地带，丰富了人们对伦理、心性、潜意识的认知。此外，刘汀的《生活启蒙》体现出一位青年作家对工作、婚姻和社会的整体感知和结构能力；石一枫的《一日顶流》聚焦网络时代人的数字化生活境遇，为时代贡献了新的审美经验。
常言道，文无定法。2025年出版的一些长篇小说，或从古典文学传统汲取资源，或致力于地方性经验的探求，或试图与时代的感知经验同构，呈现出斑斓色彩。文坛老将贾平凹的《消息》被称为“笔记体小说”，它以几十个短篇串联成书，叙事节奏让人想起《红楼梦》“草蛇灰线，伏脉千里”的笔法。苏童的《好天气》在如迷雾般的叙述中营造独特的小说氛围，令人感兴趣于先锋作家如何在后先锋时期实现叙事突围。刘震云的《咸的玩笑》持续构筑作家在《一句顶一万句》《一日三秋》等作品中创造的“延津世界”，将五行八作、市井风情用“说”的方式展露无遗，艺术圆融。朱山坡的《蛋镇诗社》则广泛征用书信、讲稿、笔录、便笺、供词、公告、社论、年谱、墓志铭等多种体裁，在叙述者和叙述腔调的转换中增加文本的层次和故事的多义性，形成复调风格。陆源的《瀛波志》展现出博物志式的知识性写作姿态，在碎片化的情节单元中拼凑起对世界的理解。以上提到的后两部作品，其结构文本的方式，是否与碎片化的当代感官经验有关，尚不可知。但可以肯定的是，文本的形式与时代之间有着若隐若现的深层关联。
重回抗战烽火岁月
2025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文学界聚焦抗战主题，传承和弘扬伟大抗战精神，唱响了一曲曲“光的赞歌”。也因此，抗战题材作品集中涌现绝对是这一年值得被铭记的文学大事件。
当年初，作家赵德发推出了长篇新作《大海风》，小说以1906年至1937年的中国沿海为背景，讲述了渔民邢昭衍立志实业救国，最终在日军侵华时毅然沉船阻敌的故事。这部作品在聚焦抗战的同时，也丰富了中国文学的海洋叙事。赵德发在《人民日报海外版》发表的《大海风》创作谈中写道：“我想，身为作家，如果写海洋，应该效仿海洋，写出海的气质、海的精神。所以，我在长篇小说《大海风》开笔之际，在纸上写下这么几个词：海立云垂、惊心动魄、汪洋恣肆、饱满圆融。”海的力与美，与主人公的精神气质完美融合在一起。
学者王尧在《民谣》之后推出反映知识分子抗战的长篇小说《桃花坞》。小说以方家三代人的人生选择，勾勒抗战烽火下知识分子的精神图像，彰显民族气节。作家叶梅的长篇小说《神女》，是一曲回荡在三峡间的抗日壮歌。作者以女性的细腻，讲述鄂西抗战中一对普通夫妇的命运转折，折射出战争年代千千万万的寻常百姓，从守护“小家”到心怀“大我”的成长历程。牛余和的长篇小说《蘸火记》将视线投向山东章丘，以章丘铁匠造枪抗战为主线，定格抗日武装力量奋勇拼杀的英雄时刻。祝勇在创作多部故宫系列作品之后，推出长篇小说《国宝》，以丰盈细节还原故宫南迁的艰辛与磨难。该书从主人公那文松护送石鼓等故宫文物南迁起笔，描摹大历史中的小人物，彰显“人在文物在”的担当。
非虚构作品方面，吴真的《暗斗：一个书生的文化抗战》入围多个榜单，是一部选材独到、内容扎实的著作。该书以郑振铎为主人公，讲述他为守护古籍，留守上海沦陷区的故事。在极其艰难的情况下，郑振铎等文化人为保全中华文化，勠力搜求珍贵文献，抢救善本孤本，用泛黄的旧书筑起坚强的精神堡垒。张庆国则将目光投向抗战大后方，跨越15个省份走访、采访，查阅大量文献，写出《绿色的火焰》一书。他在《人民日报海外版》发表的创作谈以《有人在战壕里写作，有人在炸塌的剧场唱歌》为题，这样的场景构成了抗战时期文化生活的一个隐喻。
方丽娜的《到中国去》和王威的《虞河桥》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宏阔视野下，书写中外军民携手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往事。《到中国去》基于真实历史，讲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奥地利医生雅各布·罗森菲尔德（中文名罗生特）和理查德·傅莱为逃离纳粹迫害，在中国外交官帮助下从维也纳逃往上海，并奔赴各地投身中国抗战的故事。《虞河桥》以二战时期日军在山东设立的潍县集中营为背景，呈现善良勇敢的中国潍县百姓冒着危险，为被囚禁的外国侨民运输物资、药品的动人情节。张新科的《铁语》回到20世纪三四十年代，反映韩国独立运动领袖和爱国义士们，在中国民众支持下共同抗日的历史。这几部小说以中国为叙事原点，辐射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宏大场域，彰显世界人民为保卫和平付出的牺牲。
此外，章剑华的《故宫叙事：百年守宝传奇》、吴玉辉的《鹰眼》、陈廷佑的《陶村兵事》、刘明琪的《金麒麟》、葛宁的《齐鲁青未了》、邢庆杰的《白光》等抗战题材新作也各有千秋，丰富了抗战文学谱系。
文学期刊方面，《人民文学》2025年第8期“光的赞歌”栏目刊发海飞《残雪》、王昆《刺客李列传》、周立文《风雨天目山》三篇抗战题材作品。当期卷首语写道：“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枪炮声犹在耳畔，警报自当时时响起。为此，我们也起用‘光的赞歌’栏目，以示郑重。”“光的赞歌”栏目名正源于艾青发表在《人民文学》1979年第1期的同名诗作，体现出抗战文学创作的薪火相传。《诗刊》《中国作家》《北京文学》《收获》等各大文学期刊也相继推出专栏，共同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
“新大众文艺”释放创作者生产力
远行人必有故事
不久前，“新大众文艺”入选“2025年度十大新词语”。新大众文艺之“新”，意味着大众成为创生新文化的主人公。另一方面，新大众文艺在当今时代产生，与媒介变迁密切相关。在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时代，移动互联网的普及和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应用，释放了海量普通创作者的文艺生产力。
在文学领域，除网络文学创作者持续为文坛吹入新风外，一批素人写作者的登场令人眼前一亮。2025年，感动万千读者的老人王玉珍将她发表在社交平台上的文章结集为新书《我恋禾谷》。“我知道，我的母亲一定会记得我……记得我在风中蹒跚捡起一片落叶，记得我在雪地上浅浅留下一串脚印。母亲在世时，保留着我的一撮胎发和一颗乳牙，那是我来过这个世界的证明。”王玉珍怀念母亲的这段话，像她的其他文字一样，朴实无华却极富张力，吸引了出版机构、媒体和读者注意。新作《我恋禾谷》出版后入围多个图书榜单。
来自广西桂林的写作者肖大妹，将王玉珍视作自己的榜样，她的《一街人生》曾在面向素人作者的写作比赛中获奖。颁奖词写道：“她用挥锄头的手写下一生，以此向世界白纸黑字地证明，自己是怎样活过。”如果将王玉珍、肖大妹与更早的姜淑梅、饶平如以及杨本芬等算作素人写作的“老年组”，那么由各行各业普通从业者组成的“行业组”则构成了素人写作的另一群体。前者以作品富于历史纵深感和年代感见长，后者则以现实冲击力和题材多元性为优势。
2025年可以说是素人写作的“丰年”。年初，“外卖诗人”王计兵出版第四部诗集《手持人间一束光》，在保持“外卖箱里的烟火气”同时，向更广阔的现实敞开；“菜场女作家”陈慧出版《她乡》，致敬那些在乡镇坚强生活的女性；韩云以自身经历为凭，用《花落了：一个大了的生死笔记》揭秘入殓师鲜为人知的故事。这些作品都深植行业背景，在社会分工日益细化的今天，让更多人看到了“别一种生活”的面貌。此外，王柳云的《风吹起了月光》、陈年喜的《人间旅馆》、王晚的《跑外卖：一个女骑手的世界》、张赛的《在工厂梦不到工厂：如此工作二十年》、李文丽的《我在北京做家政》、陈朴的《从修剪工到群众演员》等作品也具有这样的特点。
“写作可能是我们追求独特的个人价值的一个途径、一个手段。”2025年10月，因《我在北京送快递》走红的素人写作者胡安焉在与法国作家爱德华·路易的一场对谈中说。这或许道出了写作对素人写作者自身的意义。
在文字间、短视频里、直播的讲述中，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与我们发生了关联。除了给创作者带来价值感以外，新大众文艺崛起的一个社会基础，在于我们都有与他人建立连接的心理动因。德国哲学家本雅明曾在《讲故事的人》中引用一句德国俗谚“远行人必有故事可讲”，而在今天，互联网拉近了我们与“远行人”的距离，让我们的“远方”与他人的“附近”得以合二为一。
当然，素人写作想要走得更远，也需要平衡好“流量”与“质量”之间的关系。早期以“我+某地+从事某行业”为标题的素人故事走红后，沿着这个思路随之而来的一系列“行业秘闻”类作品也潜藏着同质化的隐忧，甚至有些作品沦为一种原生态的猎奇展演。利用好题材独特性，从表面描摹走向对现实静水流深式的表现，而不陷入为求新求异故弄玄虚、故意卖惨的误区，或许才能使素人写作迈入高质量发展阶段。这方面，90后素人作者扎十一惹的《我是寨子里长大的女孩》提供了一些启发。在这部作品中，她回望从云南彝族村寨一路走来的成长历程，体现出“以自我为方法”的社会学意识。“边地”和“贫困”不是这部作品的标签，它不仅激活了读者的情感动能，也启发人们用理性读懂生活。
“文学从未远离大家”
青年作家刘楚昕不算素人写作者，尽管他的确是一位文学新人。况且，他创作多年、屡遭退稿，文学之路比许多素人写作者还要坎坷。之所以将其放在这里讨论，是因为他与一些素人写作者有共同点，都因互联网走红。他的故事是2025年值得被记忆的文学事件，同时也是我们时代的一则隐喻。上世纪60年代，艺术家安迪·沃霍尔曾预言，未来每个人都可能当上15分钟的名人。而刘楚昕的驰名和热度绝不止15分钟。
因漓江文学奖领奖时说的一番话，他被无数人记住。除了创作的艰辛，人们感慨、感动于他和女友的真挚情谊。女友生前留下的信写道：“希望你在痛苦中写出一部伟大的作品。”这种永远的遗憾，赋予了《泥潭》文本之外的丰厚质地，也使其新书销量超过80万册，成为年度现象级作品。
尽管“流量”“销量”不能与作品的“质量”画等号，但我们依然从中看到了文学的力量。换个角度，刘楚昕的故事本身不也是另一种形式的文学吗？正如作者所言：“文学从未远离大家，我们心中都怀着对文学的憧憬。文学不仅是一种技巧，更是一种治愈，不仅在治愈读者，也在治愈作者。”
从“纯文学”突围
当下，文学正纳入新的媒介传播格局，纯文学的界限日益被打破。这一方面意味着网络文学、科幻文学、类型文学以及新媒体写作等跨媒介写作正在从内部重塑文学形态；另一方面，文学与音乐、影视、戏剧、游戏的跨界融合更加深入，同文博、旅游等文旅产业的联动愈发密切。这势必要求文学理论评论在立场、视角和方法论上进行全方位的革新和跟进。
《文艺报》联合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评选发布的《2025年文学理论评论高频词》中，“大文学观”入选。中国作协创研部刊文指出：“‘大文学观’的提出，是对新时代社会生活、文化结构、科技创新、传播格局等一系列深刻变化的积极回应。它直面文学现场一系列新问题、新现象、新趋势，旨在将文学置于更广阔的社会文化语境中进行考察，推动文学形态迭代更新、文学边界不断拓展、文学能量积极转化。”
可以想见，时代的文学语境将更为复杂多变，不论是向内革新，还是向外突围，“连接”都将是关键词。在迈向“大文学”时代的路途上，我们需要连接彼此，连接文学与非文学，连接文学与大地和星空。唯有如此，才能让好故事经久不息地回响。（本报记者 张鹏禹）
《人民日报海外版》（2026年01月15日 第 07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