菲律宾华人如何应对绑架犯罪？

原标题：菲律宾华人如何应对绑架犯罪？——以菲律宾华裔青年联合会为例

作者：毛兆榕 暨南大学 国际关系学院/华侨华人研究院

本研究以菲律宾华裔青年联合会(KAISA)为中心，通过“恢复治安运动”的案例，探讨华人何以成为菲律宾绑架产业的特定客体，并探究华人社团在绑架问题的解决中扮演的角色。基于笔者在2025年的田野调查资料进行研究后发现：针对华人的绑架潮的出现，是以菲律宾国家治理失效和菲律宾社会隐性与显性排斥为基础的，在社会心理和犯罪者曲解宗教教义的心理免责机制作用下，通过将犯罪合理化的叙事为犯罪行为披上了“合法性”外衣。华人社团的抗争揭示了中间人少数族裔需摆脱“经济巨人，政治矮子”的形象，主动出击争取政治地位，改变其矛盾汇聚点的境况。华裔青年联合会的实践为全球少数族裔保卫自身权益、促进族群融合提供了重要参考样本。

一、研究缘起

(一)问题的提出

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随着菲律宾华人逐渐融入主流社会，华人已经成为菲律宾主流社会的一部分。作为生于菲岛、长于菲岛的少数族裔，菲律宾华人在政治上效忠于菲律宾。华人融入主流社会的过程，是逐渐演进、双向互动的进程。既是华人建立本土认同、逐渐与本土社会结为一体的过程，也是本土社会逐渐接纳并吸收华人的过程。菲律宾华社作为一个商业社会，与主流社会的接触和融入也更多以经济方式进行，除了为菲律宾当地提供众多就业岗位和政府税收，华商还通过开展慈善救济、医疗义诊、救灾防火、助学义教等众多活动参与到菲律宾当地的社会事务当中，对菲律宾社会有着卓越的贡献。

但是，在现实中我们又看到这样矛盾的一幕：尽管华人积极融入主流社会，在菲律宾社会中打造良好的华社形象，但是菲律宾社会仍存在一股仇华暗涌，并对华人的安全构成了隐性威胁。许多犯罪分子将华人视作“摇钱树”，在菲律宾出现了多轮针对华人的绑架潮。虽然绑架案的受害者也有菲律宾的其它有经济优势的少数族裔和外国游客，但针对华人的案件却在绑架案中占据着高比例。

基于此，本研究的中心问题是：相较于其他占据经济优势的少数族裔，针对华人的绑架案件发生率何以呈现统计学意义上的显著差异？

本研究拟以菲律宾华裔青年联合会创立的恢复治安运动为中心，通过研究该组织在解决菲律宾绑架案件中的参与，探讨在过去四十多年的历史中，针对华人的绑架案件频发的原因，并探究华人社团在解决绑架潮的问题上发挥了怎样的作用。

(二)研究现状

有研究者对菲律宾绑架案频发的原因进行了探究。彭伟步认为，菲律宾社会的畸形发展、军警的纵容、犯罪者对宗教教义的畸形理解是造成菲律宾绑架案件频发的原因。舒平认为，枪支泛滥和经济落后使得绑架人质行为成为了一种“生意”。韦知天则认为，菲律宾的绑架是受到政治乱局、恐怖主义和枪支泛滥共同造成的。同时，在菲律宾南部，民众不仅不反感绑架，反而因绑架可以迅速获得大量赎金而加入犯罪者的行列。既有研究多是从宏观层面进行分析，缺少少数族裔的视角，并未对不同族裔遭遇绑架威胁的差异进行分析，也未能探究少数族裔在解决绑架潮中扮演的角色、发挥的作用。

因此，笔者将基于2025年在菲律宾的田野调查，通过最新收集的华裔青年联合会及其下属组织“恢复治安运动”的工作记录、组织资料、报刊、特刊、书籍与论文等文献资料，并结合对“恢复治安运动”创始人洪玉华女士的访谈，以及华裔青年联合会多名现任及往届理事会成员、职员与志愿者的深度访谈，探究菲律宾针对华人的绑架潮出现的原因、华社在解决绑架潮的过程中发挥的作用。

二、肘腋之患：菲律宾的绑架困境

绑架作为一种犯罪行为，其犯罪动因多种多样。然而，菲律宾的绑架案件中，勒索钱财成为了主要动因，菲律宾的马尼拉也因此在1992年被《纽约时报》称为“世界绑架之都”。

绑架案成规模的出现，最初是在马科斯独裁政府统治时期。此时的绑架案更多是出于政治目的，是政客为了除掉竞争对手而制造的绑架，其往往是恐吓政敌甚至消灭政敌，为勒索钱财而制造绑架案件则是在马科斯独裁政府统治末期开始频发。菲律宾国内一直都存在差距极大的贫富分化，即使在菲律宾经济发展最辉煌的20世纪50到70年代，其大街上依旧是随处可见的贫民和流浪者。自东南亚经济危机以来，菲律宾经济的进一步衰落造成了大量人口失业，社会动荡、政府腐败、南部穆斯林分离主义和军方制约等多种因素的共同影响下，社会的不安定因素显著增加。

1990年代，菲律宾华人社区成为了绑架案的高发区域，对于华人而言，这是人人自危的时代。 1992年《纽约时报》曾刊文描述华人社区对绑架的恐慌：一些菲律宾华人家庭的孩子去上学时，会带着当时颇为奢侈的“大哥大”手机，几乎每小时都要给家里打电话报平安。 “如果我不打电话，妈妈就会以为我被绑架了，或者出了其他意外。”一名10岁的华裔男孩说。当时，有能力的菲律宾华人父母会送孩子离开菲律宾，甚至出售或关闭自家的公司和店面，移民去更安全的国家。根据菲律宾《问询者报》的报道，占菲律宾总人口1.2%的菲律宾华裔，在菲律宾绑架勒索案件的受害者中却占比高达七成以上。华人常常被认为控制了菲律宾的国家经济，不同的统计口径对华人经济在菲的占比有不同的数值，但普遍认为华人经济占了菲律宾经济的60%以上。而洪玉华女士则依据在菲多年的观察和研究，认为华人在菲律宾经济的占比应当在30%左右，真正控制菲律宾经济的是西班牙裔及西方资本。

2000年前后，针对华人的绑架案件又出现了一波浪潮，许多华商被绑架勒索，与上一次针对华人的绑架浪潮不同的是，这一次的绑架目标明显出现了转移。由原来的针对富裕的华人社区，转向层面更广的中小型华商。这样的趋势使菲律宾华社的恐慌情绪加重，人身安全问题被华社广泛关注。 2001年，菲律宾的53岁中产阶层华裔妇女刘小娟在雇佣了贴身保镖和专职司机的情况下，仍被武装绑匪持枪绑架，并被绑匪迅速杀害，震动了本就恐慌的菲律宾华社。在菲律宾总统小马科斯颁布禁止POGO(菲律宾离岸BC运营商)的行政令后，针对华人的绑架案再度升温，与前两次不同的是，本次绑架案的绑匪有许多是在菲中国公民。

菲律宾华人何以在多轮的绑架浪潮中都成为了绑架案的主要受害者？笔者尝试基于国家能力理论和中间人少数族裔理论分析这一问题。

其一，菲律宾民众对华人经济地位和角色的误读，华人政治地位的缺失。与主要占据经济上层地位的西班牙裔和西方资本不同的是，菲律宾华人社会作为一个商业社会，基本以经商为主，但大多数的华商多经营中小型企业，有许多华商所经营的行业是为民众提供日常生活保障的行业，如餐饮、零售等行业。而这些行业的特点是经常与菲律宾普通民众接触，是“中间人少数族裔”。作为中间人少数族裔的菲律宾华人扮演连接上层统治者和下层民众的角色，常受到菲律宾上下层的共同排斥，成为社会矛盾的“替罪羊”。而处在经济阶梯上层的华人又因其从事行业的属性而拥有高曝光度和可见性，如SM集团、华裔银行家族。这种上层华人的高曝光度和中层商人的易接触性，使得部分菲律宾普通民众误认为是华人在剥削菲律宾人、侵吞菲律宾的财富。在政治地位上，老一代华人常常不愿“抛头露面”，不关注其政治地位，而新一代华人缺少父辈的政治地位基础，在菲律宾的政治环境中，难以迅速改变华社面临的政治困境。同时，菲律宾本土的政治家族和传统统治阶层也排斥华人进入政治圈层，尽管菲律宾包括国父黎刹、总统阿基诺夫人等诸多国家领导人具有华人血统，但在已成一套体系的菲律宾政治圈子中，华人仍难以获得较好的政治地位。即使是在选举中获得华社支持而中选的华裔议员们，也常常在华社遇到问题的时候三缄其口，全然抛弃其在竞选时宣扬的保护华社权益的承诺。而主要由菲律宾政治家族、其他少数族裔和西方资本构成的上层统治者和商业精英则乐见华人成为社会负面情绪的“挡箭牌”，并常常在背后推波助澜，引导社会矛盾指向菲律宾华人。

其二，对宗教教义的曲解。菲律宾作为东南亚唯一以基督宗教为主要信仰的国家，民众普遍淳朴、善良。但长期的贫困使得部分民众产生了新的社会心理文化，出现了仇富心理和犯罪合法化的观念。犯罪者利用天主教中的“告解”来抹平内心的犯罪感。他们认为不管罪行多大，只要在教堂进行忏悔和告解就能获得“救赎”，并借宗教的理由为自身的犯罪行为塑造“合法性”。甚至出现了将犯罪者视为英雄的错误观念，因为他们认为绑匪为贫困者提供了看管受害者的工作，偶尔还会将勒索所得的钱财分给生活贫困者。

其三，菲律宾国家能力的缺失与选择性治理。一方面，菲律宾政府漠视华人绑架案件，不愿投入精力应对。同时菲律宾的权力割裂，在地方被政治家族、反政府武装、军阀和地方豪强稀释。根据国际透明组织每年发布的数据，菲律宾常年在清廉指数中排名靠后，腐败已成为菲律宾根深蒂固的顽疾，权钱交易、利益输送已被视作常事。国家治理已受到贪腐问题的严重冲击，行政部门、警方、军方和国会都长期存在着系统性的腐败问题。另一方面，菲律宾许多的绑架案件中，有菲律宾警方和军方的身影。有绑匪是退役军队或警察，甚至有在职的军警参与到绑架案件中。而军队和警察在应对绑架案件时，常常表现得迟缓，绑匪多次从军队和警察的围剿中脱身。这不仅助长了绑匪的气焰，还严重冲击了华社对政府和军警的信任，使得华人常常“花钱消灾”赎回被绑架者。此外，菲律宾国家能力的缺失还导致了菲律宾的高贫困率，虽然菲律宾的贫困有其外部因素，但政府的系统性腐败和治理能力的缺失导致其无法提振国民经济，也无力阻挡国家的衰退，而贫困的温床滋生了绑架的犯罪。

三、菲律宾华社应对绑架案件的努力

1975年，时任菲律宾总统马科斯在访华前夕签署法令，放宽了入籍政策。这为菲律宾华侨大批入籍打开了大门，菲律宾华社也从此走上了由华侨社会向华人社会的转变道路。迥异于传统菲律宾华人社团，大力主张“融合”的菲律宾华裔青年联合会在研究菲律宾华人的参与问题中具有极为独特的重要意义。

在1987年8月，华裔青年联合会于菲律宾首都马尼拉成立。该社团是施振民等人创建的合一协进会之延续，其首届领导层包括洪玉华(Teresita Ang See)和吴文焕(Go Bon Juan)等人，其成员主要为具有较高文化素养的菲律宾籍华人。华裔青年联合会是建立在共同的政治认同基础之上的，其性质更接近于政治团体，这与基于血缘、地缘、业缘成立的菲律宾传统华人社团截然不同。

作为菲律宾罕见的高度政治化的华人社团，菲律宾华裔青年联合会通过大力推进华社的政治参与和社会参与，促进华社与主流社会的融合。

(一)菲律宾华裔青年联合会

菲律宾华裔青年联合会作为在菲律宾社会组织管理机构合法注册的“非营利慈善组织”，归菲律宾华裔青年联合会基金会所有，设有董事会。华裔青年联合会理事会是其实际管理机构，下设菲华历史博物馆、施振民纪念图书馆和华裔研究中心及资料库三个实体机构。其资金来源主要为华社捐款、董事会捐款、私人捐款与菲华历史博物馆票务收入，其中绝大部分资金为捐款所得。华裔青年联合会在《世界日报》开辟一版每周日出版的《融合》中文副刊，并出版《Tulay(桥)》英文半月刊，积极通过媒体宣传在华社和主流社会促进华菲融合。

(二)华社的怒吼：恢复治安运动

如前文所述，在20世纪90年代，菲律宾出现了针对华人的绑架潮，主要受害者为华商。彼时，菲律宾政府认为绑架是华社内部的事，不是主流社会的问题，因此对绑架潮持轻视态度，并对此不作为，并在1998年至2001年间担任菲律宾总统反有组织犯罪委员会的华裔专员。针对这种情况，华裔青年联合会创会会长洪玉华创立了恢复治安运动(Movement For Restoration of Peace and Order，简称MRPO)和公民反犯罪行动(Citizens Action Against Crime，简称CAAC)，并将其置于华裔青年联合会的领导之下。

他们召集了大规模的公开集会，首次集会就得到了菲国主流媒体和《时代周刊》、《新闻周刊》、《华尔街日报》、BBC、CNN、ABC等国际媒体的广泛报道。 1993年，被绑架的15岁华人少女施巧玲在菲律宾警方解救过程中遭到警方误杀，震惊了整个菲华社会。彼时华社的愤怒已积压许久，华社虽憎恶绑架案件，却无人敢于站出来反抗。在这种情况下，洪玉华带领华裔青年联合会的领导者，积极联系华社内外的各大社团、组织及有影响力的华侨华人领袖，并以此为基础组织起整个菲华社会。在施巧玲葬礼当天，菲华社会发起了前所未有的大规模葬礼抗议。

葬礼前夕，我们联系了商总、各宗亲会和许多有很大影响力的华人社团，并通过他们组织起了其它学校、社团和组织，将华人社会团结了起来。葬礼当天，几乎整个华社都参与了这次的葬礼抗议。我们从未想过华裔青年联合会能有如此大的号召力，能组织起如此大规模的抗议示威。现在想来，是菲律宾华社积压的情绪爆发了，绑架问题一天不解决，菲律宾华人就一天不能脱离人人自危的境况。 (笔者对华裔青年联合会创始会长洪玉华女士的访谈)

恢复治安运动的这次葬礼抗议，引起了菲律宾政府高度重视，并迅速改组菲律宾国家警察局，设立反绑架大队。以洪玉华为代表的华裔青年联合会领导者们通过和菲律宾总统、政府高官、军方的反覆沟通、多次磋商，促使菲律宾政府正视绑架问题，并积极采取有效的行动。在华社的努力和警方的打击下，1990年代绑架华人的案件逐渐减少。恢复治安运动持续跟进绑架问题，通过与反绑架大队的密切联系，推动绑架案件的解决。洪玉华还因其领导华社开展葬礼抗议的经历，被推到了聚光灯下，成为了华人社区的发言人，受到了菲律宾历届政府的重视，成为了华社中一位举足轻重的领袖。并在1998年至2001年担任该委员会的主席。

在菲律宾绑架问题最严重的时候，整个菲律宾华社噤若寒蝉，只有菲律宾华裔青年联合会大声疾呼，受到了菲律宾主流媒体和国际媒体的高度关注。华裔青年联合会的成员纷纷发声批评政府缺乏解决绑架问题的政治意愿，并表示菲律宾华人作为菲律宾的公民，有权利要求政府保障他们的安全。

恢复治安运动是华社维护自身权益的一次政治抗争，取得了良好的成效。从成立至今，恢复治安运动已由临时性运动转变为了长期运动，仍设立在华裔青年联合会之下，但其领导者已改由曾经绑架案中的华人受害者担任。恢复治安运动开展多年，获得了菲律宾多名政要的大力支持，如前内政部长林炳智、前国防部长红奚洛等，在恢复治安运动成立20周年之际，时任菲律宾总统阿基诺三世亲自前往华裔联合会参与纪念活动。在绑架华人再度升温的当下，恢复治安运动依旧在反绑架问题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四、结论

绑架作为一种犯罪行为，常发生在贫困且治理能力缺失的地区。本研究以菲律宾华人绑架潮的成因及华社应对机制为核心，通过国家能力理论和中间人少数族裔理论，以菲律宾华裔青年联合会发起的“恢复治安运动”为例，并结合笔者在2025年在菲律宾田野调查获取的一手资料，揭示菲律宾针对华裔的犯罪现象的形成和解决过程。

针对华人的绑架潮的根源，在于菲律宾对华人的结构性排斥和国家失能的复合。这种针对华人的结构性排斥在菲律宾社会是显性和隐性并存的，大多数情况下这种排斥是潜藏在菲律宾社会的水面之下，成为一股暗涌，有时会翻涌到水面之上。作为中间人少数族裔的菲律宾华人长期以来呈现在菲律宾社会上的形象是“经济上的巨人，政治上的矮子”，其商业网络深深地嵌入了菲律宾的社会当中，使菲律宾民众误认为是华人操纵了菲律宾的经济。殖民时代殖民者对华人形象的有意抹黑已在潜移默化中影响了菲律宾民众的认知，而菲律宾独立后的政客又基于其政治利益，利用这种负面认知获取政治资本。这使得菲律宾华人陷入了一种困境，成为菲律宾经济落后的“替罪羊”。与此同时，菲律宾国家能力的系统性缺失放大了这一困境，腐败、家族政治、央地权力失衡、军警合谋等种种因素，导致了华社对菲律宾国家机构的不信任感和绑匪的气焰升腾，针对华人的犯罪被默许纵容。此外，对宗教教义的曲解和社会心理的扭曲为绑架犯罪提供了“合法性”的外衣。犯罪者利用宗教为自己的犯罪行为寻找免责的理由，这无异于人为制造了一张新概念“赎罪券”，通过“劫富济贫”的叙事和绑架产业化的利益分配获取底层民众的默许乃至支持。这种犯罪行为一旦在民众当中获得“合法性”认知，就会吸引更多的人参与到犯罪的过程当中，形成犯罪集团。中间人少数族裔常被视作社会的“缓冲角色”，强调其在经济运作过程中的重要作用。但本研究揭示了这种缓冲角色的另一面，即在国家治理能力缺失和结构性排斥的情况下，中间人少数族裔会沦为矛盾的汇聚点。菲律宾针对华人的绑架案件高发已证明，政治地位的缺失会加剧经济中间人的脆弱性。而恢复治安运动的实践已经展现了少数族裔的抗争成效与其整合能力高度相关，这种整合需要对族裔内外的力量同时进行。一方面整合族裔内部的力量，凝聚成具备抗争意识的共同体；另一方面凝聚跨越族裔的力量，利用国际媒体、国际组织、本土组织、政府和军警内一切关注本族裔困境的力量，对社会议题进行重构，将族裔安全问题纳入对政府合法性的评价框架内。

恢复治安运动的深层意义不在于为华社绑架问题发声，而在于将少数族裔的安全议题成功转化为了公民权利和政府合法性的问题，在于消解族裔的壁垒、促进不同族裔的融合。

尽管本文试图尽量全面的展开分析，也获取了华裔青年联合会和恢复治安运动的档案资料，但是由于侧重从华社的角度进行观察，因此对其他少数族裔、外国游客等其他绑架案受害者仍待进一步考察，对菲律宾绑架犯罪网络和产业链的探究仍待进一步发掘。

展望未来，菲律宾华社面临着新的安全问题和挑战。针对菲律宾华人的绑架再度升温，新的绑架案件的背后出现了中国新移民的身影。

随着新生代华裔认同的多元化，菲律宾华社与主流社会的融合进一步加深。新生代华裔的菲国公民意识强烈，正如华裔青年联合会的口号“我们的血统是华人，我们的根深扎在菲律宾的土地中，我们和菲人民紧紧相连”。

菲律宾社会需正视华人作为国家建设者的历史贡献，通过多种途径保障少数族裔权益。唯有在多方的共同推动下，菲律宾才能实现社会整合，共谋未来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