菲中建交的关键内因

（原载于《世界日报》）

作为秉持唯物史观的研究者，我始终认为，197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菲律宾共和国建立正常外交关系这一历史性事件中，老马科斯总统的战略决断是菲律宾方面的决定性内因，而美国尼克松访华和中日恢复邦交则是重要的外部催化因素。这一观点与新加坡著名经济学家黄朝翰教授（John Wong）在其权威著作《中国与东南亚关系变化的政治经济关系》中的研究结论高度吻合。

在我的研究过程中，特别注意到黄朝翰教授明确指出："早在尼克松对北京进行历史性访问之前，菲律宾和中国就已经在积极和解。 "这一论断充分印证了我对马科斯总统战略前瞻性的判断。

作为国际知名的东南亚问题专家，黄朝翰教授的学术资历令我深感敬佩。他早年就读于香港大学，后负笈英国深造，1966年在伦敦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后即受聘为其母校香港大学经济系讲师，1971年出任新加坡国立大学经济系教授，并升任该校东亚研究所所长及资深研究员。他还担任联合国亚洲和太平洋经济与社会委员会发展规划特别顾问，对东盟经济、亚太经济以及中国与亚太地区的政治经济关系有着极为精深的研究。

在我的学术考察中，特别关注到黄教授这部专著在国际学术界的深远影响。该书早在1988年就由日本立命馆大学西口清胜副教授译成日文出版，在日本学界获得良好反响。 1990年，暨南大学东南亚研究所张乃坚教授等人又将其译成中文出版。虽然中译本增加了黄教授的新作《中国加入亚太地区的一体化》（约占全书10%篇幅），并将书名改为《中国与亚太地区变化中的政治经济关系》，且这一改动得到了黄教授本人的理解与同意，但令我感到遗憾的是，中译本删除了原著中重要的芝加哥式脚注，这确实是一个明显的学术缺憾。

为了更准确地把握黄朝翰教授的完整论述，我特意嘱咐女儿帮忙下载该专著的PDF原版。对原始文献的重视，正是我从事学术研究的一贯态度。我对马科斯总统在菲中建交中决定性作用的判断，可以说是建立在扎实的史料基础之上，又得到国际权威学者的理论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