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问｜王润华：东南亚人为何也爱读鲁迅？

　　中新社吉隆坡10月7日电 题：东南亚人为何也爱读鲁迅？

　　——专访马来西亚南方大学学院中华语言文化学院院长、资深教授王润华

　　中新社记者 刘育英



　　鲁迅本人从没到过东南亚，但在东南亚拥有众多读者，也有长期研究他的学者，他的作品拥有不同语言的译本。马来西亚南方大学学院中华语言文化学院院长、资深教授王润华，是“东南亚鲁迅学”的建构者之一，2017年曾主编《鲁迅在东南亚》，引起学界关注。近日，中新社“东西问”专访王润华，谈鲁迅作品如何来到南洋，又为什么能在这里产生如此长久的影响。



王润华主编的《鲁迅在东南亚》，由新加坡八方文艺2017年出版。受访者供图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鲁迅的作品是何时传播到南洋的，经历了哪些阶段？

　　王润华：鲁迅的作品最早随20世纪华人与中华文化移民潮传播到南洋。从现有史料来看，鲁迅进入南洋并非只有一条路线，而是通过错综复杂的文化流动自然生长，大致有三条相互交织的路径：书刊流通、华文报纸与副刊，以及南来知识分子的介绍。

　　20世纪20年代以后，中国的新文学书籍和《新青年》《小说月报》等刊物，随着海运、书局和侨乡网络进入新加坡、槟城、吉隆坡等地，《呐喊》《彷徨》等也由此传入。

　　报纸的作用尤其重要。1936年鲁迅逝世，《南洋商报》次日即报道，并称他是“以《阿Q正传》而名驰中外的中国作家”。这至少说明当时鲁迅和《阿Q正传》在新马华文社会已经颇有知名度。

　　抗战前后，郁达夫、胡愈之等作家、报人和文化工作者陆续南来，通过办报、教书、写文章和组织纪念活动介绍鲁迅。可以说，书刊是鲁迅抵达南洋的物质载体，南来知识分子则是鲁迅意义的阐释者。甚至一些读者未必完整读过《阿Q正传》，却已经知道“阿Q”和“精神胜利法”。这说明鲁迅的传播很早就超出了严格意义上的作品阅读。

　　中新社记者：最初在东南亚读鲁迅的是些什么人？又是如何在不同群体中扩散的？

　　王润华：最早稳定接触鲁迅作品的，主要是具备华文阅读能力的知识群体，包括华校师生、报馆编辑、记者、作家、文化社团成员以及城市中的华文读者。也就是说，鲁迅最初进入的是华文公共文化空间。

　　鲁迅逝世以后，他的影响很快走出知识圈。1937年，新加坡举行鲁迅逝世一周年纪念活动，已有二十五个团体参加；到1947年，参与者已经包括海员联合会、职工总会和妇女联合会等组织。可以说，鲁迅由此从书斋、报馆和学校走向了工会、剧场与民众集会。

　　不同群体所理解的鲁迅也不一样。作家和评论家关注他的小说、讽刺和杂文；师生把他当作现代文学经典；报人和社会活动者强调他的批判精神和知识分子责任；工人团体和左翼组织更多把他理解为反压迫、反殖民的“战士”；普通读者则通过阿Q、孔乙己、祥林嫂等人物进入鲁迅的世界。这说明鲁迅在南洋的经典化不是由单一的文学评价完成的，而是由报刊、学校、社团、工会和纪念活动共同推动的。



鲁迅故里“朝花夕拾”书店展出一系列微型书。中新社记者 项菁 摄
　　中新社记者：不懂中文的非华人的“南洋人”，是怎样认识鲁迅的？

　　王润华：主要经过三种中介：当地语言译本、经英文或荷兰文等语言转译的版本，以及政治文化交流活动。东南亚各国接触鲁迅的时间并不同步。新加坡、马来西亚华文社会接触较早，而鲁迅较系统地进入马来文、印尼文、越南文和泰文世界，多数是在二战以后，尤其集中于20世纪50至60年代。

　　印尼是较有代表性的例子。作家普拉姆迪亚·阿南达·杜尔在20世纪50年代已通过英文和荷兰文接触中国现代文学，1956年完成了《狂人日记》的部分印尼文翻译，同年赴北京参加鲁迅逝世二十周年纪念大会，并把鲁迅称为“民族的喉舌”和“人民的声音”。越南对鲁迅的系统翻译和研究，也主要在1945年以后展开；泰国则大体从20世纪50年代以后逐渐展开。

　　因此，不懂中文的“南洋人”认识鲁迅，并不是简单地把中文原文换成另一种语言。翻译者会选择作品、添加解释，也会把鲁迅放进本国的历史问题中去理解，所以译者既是语言转换者，也是“当地鲁迅”的共同创造者。

　　中新社记者：鲁迅写的是中国，为什么东南亚人也能读出自己的处境？

　　王润华：鲁迅作品有明确的中国历史背景，但他写到的问题并不只属于中国。鲁迅真正具有跨文化传播力的地方，在于他把压迫如何进入人的日常生活、心理结构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写了出来。

　　阿Q可以被理解为在权力面前屈辱退让、又靠想象维护自尊的弱者；孔乙己代表被旧知识体系淘汰、却又无法摆脱身份执念的边缘知识人；祥林嫂则让人看到一个底层女性如何被礼俗、贫困和流言反复伤害。《药》中的看客、《狂人日记》中的“吃人”，揭示了受压迫者如何在无意识中参与压迫别人。

　　这些人物进入殖民时代的南洋，很容易产生新的联想。鲁镇可以被重新想象为胶园、矿场、码头、店屋、华人新村或殖民城市。但这里最好不要简单地说“南洋也有阿Q”或者“某个本土人物就是祥林嫂”。真正重要的不是人物的一一对应，而是鲁迅提供了一套观察社会的方法。即，既看外部制度怎样压迫人，也看被压迫者如何把权力逻辑内化，并在彼此之间复制伤害。



章翰(寒山元)著《鲁迅与马华新文艺》，由新加坡风华出版社1977年出版。受访者供图
　　中新社记者：为什么说鲁迅被南洋多元文化不断诠释与重塑，同时也诠释与重塑了东南亚社会？

　　王润华：之所以说鲁迅“被南洋多元文化不断诠释与重塑”，是因为鲁迅进入南洋以后，并不是以一个固定形象存在，而是在不同历史阶段不断发生身份的转换。他起初以中国新文学运动代表作家的新文化身份进入南洋，后来又成为抗日救亡和反殖民运动中的精神象征，再进入学校、教材与文学史，成为华文教育中的经典作家。

　　随着传播范围扩大，鲁迅又被印尼、越南、泰国等东南亚国家的作家和知识分子重新阐释，推崇为新文化思潮、前卫文学的大师。因此，南洋人读到的并不是一个固定不变的中国大作家鲁迅，而是在不同历史阶段、不同语言和族群的社会中不断被重塑、解释和重构的鲁迅。

　　另一方面，鲁迅也反过来诠释与重塑了东南亚社会。他的影响不仅存在于华语文学与学术领域，也跨越了种族与语言，对印尼、泰国、越南等非华文作家产生影响。甚至文化移民把鲁迅塑造成一位在文化、教育、政治社会思想与文学书写等方面具有重要影响的大师，使他成为今天东南亚文学书写的一个典范。

　　这种影响还进入了文学制度和社会思想层面。在新马华文文学中，鲁迅不仅影响“作品写什么”，也形塑了“什么作品才算有价值”的文学标准；同时，他的影响跨越文学，进入社会、政治与文化的复杂结构层面，成为反殖民主义的道德精神力量。因此，鲁迅与南洋之间不是单向影响，而是在不断接受、阐释和再创造中彼此塑造。(完)(马来西亚南方大学学院中华语言文化学院博士研究生尤超云对此文有贡献)

　　受访者简介：



王润华。受访者供图
　　王润华，马来西亚南方大学学院中华语言文化学院院长、资深教授，知名学者兼新华文文学作家，曾获多项文学与学术荣誉，积极推动马新及国际华文文学与文化的发展。1992年在台湾出版《鲁迅小说新论》，2006年在台湾出版《鲁迅越界跨国解读》，2017年编纂并在新加坡出版《鲁迅在东南亚》。2026年在《国际鲁迅研究会第10届学术论坛：陕西师范大学论坛论文集》发表《东南亚鲁迅学的构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