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特尔特国际刑事法院抗辩全记录：指检方“选择性引用、拼凑犯罪计划”
【菲龙网专讯】在国际刑事法院针对菲律宾前总统罗德里戈·杜特尔特涉嫌“危害人类罪”的确认指控听证会上，辩方律师于2月26日作出长达数小时的全面陈词，系统驳斥检方关于杜特尔特在2011至2019年达沃市长及总统任内策划“法外处决”的指控。律师指称，检方“选择性引用演讲、拼凑犯罪计划、依赖共犯传闻”，未能提供足够实质根据支持继续羁押被告。

辩方声明：尊重逝者，但质疑指控基础
辩方在陈述开篇特别表示，所有批评仅针对控方提交的法律文件，而非针对受害者及其家属。“我们不轻视任何生命的逝去，也不会对失去亲人的家庭作出不敬言论。”辩方指出，其职责并非提出替代性叙事，而是判断检方是否提出“足够的实质性根据”支持起诉。

根据《罗马规约》第61条，只有在存在合理根据相信被告实施所指控罪行的情况下，案件方可进入正式审判阶段。

“演讲证据”之争：断章取义还是法律边界？
检方此前多次引用杜特尔特在公开演讲中的强硬表态，作为其犯罪意图的证明。对此，辩方回应称，控方在规范本次程序的指控文件中，仅选取20场演讲作为所谓犯罪意图依据，但其中至少一半包含“依法自卫”“保护警员生命”的表述。

例如，杜特尔特曾公开表示：“如果可以，就逮捕他们；如果在执行中生命受到威胁，那就开枪。”辩方认为，这类言论虽语言粗犷，但本质上仍属于对合法自卫的强调。

针对检方提出的“弹性之口”理论——即认为被告一方面发表免责性言论，另一方面传递真实意图——辩方直言，这种推断纯属猜测，缺乏法律基础。

“neutralization（中和）”是否等同“杀害”？
本案争议焦点之一，是菲律宾警方在禁毒行动中使用的“neutralization”一词。

2016年7月1日，时任菲律宾国家警察总长罗纳德·德拉罗萨发布《指挥通告第16号（2016）》，正式启动“Double Barrel（双管行动）”。文件中提及“neutralize”毒品相关人员。

检方认为，“neutralization”是“谋杀”的委婉说法，并以红字标注该词作为书面犯罪计划的证据。

辩方则指出，该术语在菲律宾警务体系中早已存在，早在2014年修订的PNP手册中就有明确界定。根据2021年发布的《PNP行动程序手册》，“neutralization”系指在遵守武力使用等级和比例原则前提下，通过逮捕、迫使投降或制服嫌疑人等方式进行合法控制。

辩方强调，即便在司法审查中，菲律宾最高法院（Supreme Court）也未裁定相关禁毒通告违宪，更未确认“neutralize”等同于“杀害”。

是否构成“广泛或有系统攻击”？
根据国际刑事法院标准，“危害人类罪”须证明行为构成对平民人口的广泛或有系统攻击。

辩方指出，第一项指控仅涉及达沃市9起案件，难以称为“广泛”。而检方所展示的统计数据，包括2016年至2019年禁毒行动中约3967人死亡，同时也记录了超过11万起逮捕行动。死亡比例在整体执法行动中占比有限。

辩方还援引政府报告称，同期共有1900起涉毒执法行为被调查，375名警员被开除，其中涉及未成年人Kian Delos Santos案件的两名警察被判处终身监禁，显示存在内部问责机制。

“共同犯罪计划”是否存在？
检方依据《罗马规约》第25条第3款(a)项，主张杜特尔特通过“间接共同正犯”方式实施犯罪，核心前提是存在一项包含犯罪要素的共同计划。

检方文件中描述的所谓计划为：“同意在菲律宾境内消除涉嫌犯罪人员，并通过包括谋杀在内的暴力方式实施。”

对此，辩方表示，该说法“荒谬至极”。检方未能指出任何具体会议、时间或参与者，证明存在达成此类协议的行为。所谓“共同计划”，只是基于零散言论与间接证据拼凑的理论构造。

证据争议：共犯证词与统计推论
在49起具体案件中，辩方指出六大证据弱点，包括过度依赖共犯证词、传闻证据过多、证词相互矛盾，以及缺乏将具体执行者与被告直接联系的证据。

部分证人表示“感觉无法拒绝命令”，但辩方强调，主观感受不能替代客观指挥链证明。检方亦未依据《罗马规约》第28条提出指挥责任指控，原因在于无法证明明确的上下级控制关系。

辩方最后指出，即便承认毒品相关暴力存在，但问题在于是否存在一项自上而下的犯罪政策。暴力并非始于杜特尔特执政期间，也未在其离任后消失。